摘要:紫砂壶的起源问题,是对紫砂器物造型的学术研究中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有些学者依据文献支持宋代起源说,有些学者则根据出土的实物支持明代起源说。随着经济及社会 的发展,对于紫砂壶形制及工艺历史的梳理变得必要和可行,一方面与紫砂相关的文献资料逐渐得到刊布,大量的文化史籍也日益走向电子化,调用和检索十分简易。另一方面,国内的和国外的博物馆的收藏都相继得到展示,公家的和私人的藏品也常常在拍卖及展览上涌现。虽然这些藏品中的真假优劣不一而足,但却为我们进行深入地研究提供了素材且指明了道路。
关键词:紫砂 明代 工艺历史 发展
现在的紫砂器,或者说紫砂壶发展,都逐渐走向更加精巧细致的方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紫砂器制作更是如此,不仅光器、花器和筋纹器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壶身的装饰、壶形制的创新也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追求小巧玲珑的美学趣味。然而紫砂壶并不是自诞生起就是小壶的为主的样制,紫砂壶外观形制的由大变小的历史性变化:实则肇始于 400 多年前的明代。
紫砂壶在宜兴地区的最早的起源,可见于明代文献《阳羡茗壶系》中的记载,“金沙寺僧……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人遂传用。”从文中可见最早的紫砂壶是圆器,但是形制大小并不可知。随后的供春制壶“指掠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也没有提供形制大小相关的信息,只说明了当时的紫砂壶制作还未有拍打成型的技术,初创阶段的紫砂制作还是捏制成型。直到在对时大彬的记载中,我们才了解到一些紫砂壶形制由大壶变小壶的信息,时大彬号少山,或陶土或杂砂土,诸款具足,诸土色亦具足: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
时大彬闻陈继儒等人的“试茶之论”从而做小壶,可见明代饮茶方式的改变是引起紫砂壶形制的改变首要的原因。同时在这本《阳羡茗壶系》中也提到了关于饮茶的讲究之处--“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以尽色生香味之蕴。”因此“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小壶在功能上也更加适合明代出现的瀹茶冲泡的习惯。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饮茶图》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趋势。这幅图由明代吴门老文徵明所画,画中有两位雅士正端坐屋中享受对啜之乐,而茶僮则在旁边的屋子里忙着煎水,画面的左下角还有另一人则正趋步前来。从图中我们可知,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饮茶沏茶过程中煮和泡已完全分离,注水沏茶之后分饮成为定型的饮茶习惯。因为紫砂壶不再承担烧水的功能,因此形制逐渐变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一饮茶的潮流延续至今,因此小壶的形制也随之保留到了今天。
其次,紫砂壶制作方式的更新,从技术上保障了这种形制上的更新。前文引文中可见时大彬是将大壶制成小壶的重要人物。时大彬不仅将紫砂泥料中掺入了随处可见的沙子,发明了泥料制作中的调砂法,用以制作质地更加坚挺的茶壶。还对成型技法进行了革新,开创可拍身筒和镶嵌拼接身筒的技法,从而使得紫砂壶中较为规整的方器和圆器制作成为可能,从而与前代的供春及金沙寺僧纯手工抟制的技法拉开差距,从根本上颠覆了紫砂壶的制作方式,也使得制作精巧的小壶成为可能。
时大彬的弟子李仲芳、徐友泉皆仿制老师制壶的形制和方式进行创作。年岁比时大彬稍晚的陈用卿也接续了这股潮流投身小壶的制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潮流并不仅仅是无锡地区的制壶工匠参与其中,远在江西的工匠也积极向这一趋势靠拢。婺源人陈仲美便是其中的典型,他“造瓷”不成,遂迅速转行,投身紫砂壶及紫砂器的制作上。他的作品遍及香盒、花杯、辟邪镇纸等品类,极大丰富了紫砂器的创作形式,同时他将制瓷的技艺带入紫砂艺术的领域,在技术上给予紫砂创作更多的支持,也推动了紫砂制品向小而精的潮流上进一步迈进。技法的成熟和形制的多样给了紫砂壶由大变小的趋势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为紫砂壶艺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第三,文人的审美趣味也是推动这一潮流的重要原因。从审美角度上说,紫砂壶自身的性质在文人士大夫心中产生了变化,从一种可供泡茶饮用的实用器变为了可以把玩欣赏的观赏器。明代茶艺家冯可宾的《茶笺》中云:“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的功用除了保鲜不腐坏的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得趣”。时大彬改制
小壶是受到了陈继儒、王世贞等人的影响,这些吴门的文豪在交游的潜移默化间就将自己的艺术创作和审美观念淘染了周围的紫砂工艺师。从张岱在《陶庵梦忆》一则对紫砂壶的记载中我们可见当时文人对于紫砂壶的重视,文人不仅将其视为把玩的佳品,并且还依据紫砂“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壶的作者将壶分了品级。用卿又次之。锡注,以王元吉为上,归懋德次之。”不仅如此,在价格上也是跻身钟鼎文玩之中,“夫砂罐砂也,锡注锡也,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则是砂与锡与价其轻重正相等焉,岂非怪事然一砂罐,一锡注,直跻身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则是其品地也。”明代的小说叙述中也从侧面反映了这种时风,金木散人编著有《鼓掌绝尘》,在其中第三十三回“乔小官大闹教坊司,俏姐儿夜走卑田院”一篇中,金木散人写道内有一房,但见:“香几上摆着一座宣铜鼎,文具里列几方汉玉图书,时大彬小瓷壶,粗砂细做。王羲之《兰亭贴》,带草连真……”可见紫砂壶的在文人心中的地位足以和名家碑帖、汉玉文玩等物比肩。在紫砂壶的审美特征得到认可的同时,制作紫砂壶的艺人也刻意地弱化制壶的技巧,强化壶中的人文内涵和文化趣味,从而进一步使得紫砂壶的在小壶形制基础上得到了更加系统的发展。
作者:王洪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