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依据对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成果，将各个作品的制作周期略作分析阐述。
关键词：沈寿；仿真绣；制作周期；史料考订；刺绣史
一、《义国皇后肖像》
《顺天时报》一九一〇年五月六日（第二千四百六十二号，大清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刊载文章《京师出品展览会纪盛》，其中写道：“于二十日起劝工陈列所内举行京师出品展览会。 这是因江宁开办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开幕。 京师有许多出品协替，所以先在陈列所展览十天，然后再运赴南洋赛会。⋯⋯往北更上一层台阶都是女子绣工科成绩……再往东往北有彩绣的‘女子绣工科’五个字……又东壁上有一种奇特美术品，原来是绣工科总教习俞（余字误，当时社会有已婚女性冠夫姓的传统）沈寿女士特别制绣的一个‘义国当今皇名（后字误）爱丽那肖像’。 神态万般姿容如真，发上的细纹面上的光彩衣上的习（折字误）痕，处处精密丝毫不苟。 两眼的视神奕奕有光，几乎要转动似的。 仔细分别发上是用四色绒线制成，面上是用八色绒线制成，所以全体浑融不漏一个针痕，可称美术价值共英金一千磅（现为镑）合华银二万四千两挂零。 这是展览会第一种最出色品。”
这篇史料指出，《义国皇后肖像》于宣统二年三月二十日就在北京的劝工陈列所展出，则该绣品的完成日期应不晚于此日，即公元一九一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时报》一九一四年四月八日第十版刊载了余冰臣（沈寿丈夫，二人合作绣事二十余年，沈寿的外事及文书工作皆为其代理）以沈寿名义撰写的《中国刺绣大美术家（余沈寿）女士呈农商部文》，其中写道：“……窃寿于前清宣统元年精绣意大利国君后肖像，阅年告成。先在南洋劝业会陈列京畿馆内……旋由前农商部委派吴代表（匡时）赴义赛会，将该绣件运赴义国”。
从这篇史料可知，该绣品的制作开始年代为宣统元年，即公元一九〇九年。
《时报》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第十版刊载了余冰臣以沈寿名义撰写的《余沈寿女士再呈农商部文》，其中写道：“……查余沈寿原充前部绣工科总教习，前项赛品之义国君后绣像，系由驻外公使购办影相，寄回前部，饬令摹绣。绣工科系公家办理之场所，与他相官营局厂同一性质。余沈寿受前部雇聘，充任总教习，其在科所绣各件，自与他项官营局厂之造品亦一律系属官物。义国君后肖像二件于赴义国都朗赛会时，曾由前部商明，该前经理以前部尚书固山贝子溥伦名义代表政府特赠义国王室”。
此篇史料指出清朝官方送至一九一一年意大利都朗赛会参展的沈寿制绣品有两件，分别为意大利国君和皇后肖像绣像。并且是按官方命令进行的公务性制作。
《时报》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第十版刊载了余冰臣以沈寿名义撰写的《余沈寿女士三呈农商部文》，其中写道：“……而绣像实于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五月间方先成其一，由寿派人赶送南洋劝业会京畿馆内陈列，亦有案册可查”。
这份史料指出《义国皇后肖像》的明确完成时间是一九一〇年五月间，这里的五月应指公历，如果是农历则为一九一〇年六月七日至七月五日之间，晚于北京劝工陈列所的展出时间了。
《余觉沈寿夫妇痛史》（自印，著作人余觉，一九二六年出版）记载，“按余觉于宣统元年曾请驻义我国公使吴公索寄义君后肖像，由余沈寿绣成，为清政府作国际赠品”。
这篇史料所述与《余沈寿女士再呈农商部文》中官方记述相悖，作者将制作绣品的因由“饬令摹绣”改为“索寄绣成”，由公务行为变为私人行为。比较两份史料的可信程度，应以官方记述为准。
综合上述史料内容，可结论为，《义国皇后肖像》不早于一九〇九年一月，不晚于一九一〇年四月底。制作周期为一年左右。绣制地点在北京农工商部女子绣工科西四牌楼南丰盛胡同校区。
制作的因由是驻外公使出于外交需要考虑，外交部与农工商部间协商，由农工商部饬令所辖部门“女子绣工科”执行意大利皇帝和皇后肖像的绣制工作。女子绣工科委派总教习余沈寿具体负责绣制工作，并于一九一〇年四月二十九日前率先完成皇后肖像。
官方（民国时的农商部）记述，在清政府外交人员一九一一年赴意大利都朗赛会参会前，完成了皇帝肖像，并与皇后肖像一同运赴意大利。上述官方史料由“争议事件”的呈文与批复公文组成，其严肃性和准确性应更为可信[ 《张謇研究》2022年第1期《沈寿作品若干史实新证》（赵明远）“我认为，一幅由沈寿绣制、并在世界博览会获得最高奖的作品，是不可能不为人见、不知所终的，所以“意皇像”的真实存在仍不能得到证实。“意皇像”绣制很可能只是余觉沈寿的计划，并没能完成。”]。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余觉在《美国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中国余沈寿女士绣品，绣耶稣像说明书》（上海中华书局代印，著作人余觉，一九一四年出版）中刊载了余沈寿在都朗赛会所获荣誉奖凭照片，所配文字为：“余沈寿女士绣品在意大利国都朗万国博览会，赛得世界至大荣誉最高级之卓绝奖凭”，英文“Diploma for the Grand Priz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in Italy， awarded to Mrs. Yu Shen-sheo for her embroidery work.”英文奖项名称“Grand Prize（大奖）”与照片中奖凭的意大利文奖项名称“FVORI·CONCORSO”含义不符。意大利文“FVORI·CONCORSO”即“FUORI·CONCORSO”（意大利语的旧式印刷传统，用 “V” 替代 “U”），中文意思是“非竞赛类参展品”。
一九一一年七月十日的《京都日报》、十五日的《申报》先后刊载了这样一条官方消息：“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敎习余沈寿夫人手绣意大利皇后肖像，精致异常。 该绣像去年运往南京劝业会陈设，后旋由吴太史匡时等带往义国赛会。 闻义后亟欲我国驻使将此绣像赠送，经吴大臣商之农工商部，已奉允准。 先行标明，俟闭会后，卽将此像赠送义后云。”
这条史料解释了《义国皇后肖像》绣品不参加竞赛评比的原因——是因为在参展之初中国政府已允诺该绣品将赠送意大利皇室，因此不参加评选以彰显其象征国礼的尊贵地位。
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七日（民国元年四月初一日）发行的《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期刊载的《意大利会场之中国出品》（前刘），文中写道：……都朗博览会中，分奖为七等。 一为卓绝奖，必其物品已得最优奖后，再经审查员之选拔; 或其出品奇特，审查员不能知其制法者，方能得之。 二为最优奖，三为优等奖，四为金牌奖，五为银牌奖，六为铜牌奖，七为纪念奖。 中国出品家之得奖者，共二百五十六。 计卓绝奖四、超等奖五十八、优等奖七十九、金牌奖六十五、银牌奖六十、铜牌奖十七、纪念奖六。 兹将得卓绝奖超等奖及优等奖者列下。 卓绝奖：旅意中国音字研究会出品“音字及说明”、北京学部出品“学堂章程教育统计表等”，天津贸易公司出品“古铜器皿”、北京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敎习余沈寿夫人出品“意王意后绣像”。
从上文所列“卓绝奖”的定义和获奖出品上看，应是记者前刘错误地理解了“非竞赛展品”的设置含义，臆造出“卓绝奖”这个奖项。受其误导，余冰臣在一九一四年三月接到义国都朗赛会的奖凭后，仍在《中国刺绣大美术家（余沈寿）女士呈农商部文》中称“先在都朗万国赛会场陈赛，译成洋文说明书载明价值。赛得世界至大荣誉之卓绝奖（按卓绝奖全会只有三名）”。这一错误说法至今仍有众多研究者采信、引用。
通过澄清沈寿奖凭上意大利文的准确翻译，只是起到还原史实，避免讹误继续在沈寿研究界流传的基本学术作用，无损于沈寿《义国皇后肖像》的历史评价和在中国乃至世界刺绣史上无可争议的开创地位。另从该文所列获奖名单上看，北京农工商部绣工科出品的绣货列于赛会“最优奖”（即文中所述“超等奖”，该文对奖项的命名稍嫌混乱）一档，亦足见沈寿本人绣艺之超群。
二、《耶稣像》
《大美国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中国余沈寿女士赛品，绣耶稣像说明书》（上海中华书局代印，著作人余觉，一九一四年出版）中，《耶稣绣像说明书》章记载：
“（二）此绣像始于一九一三年七月，成于一九一四年八月”。
此条史料明确提出绣像的制作周期为一年零一月。
《女工传习所沈所长鹤一亡妹遗恨述略》（自印，著作人沈立，一九二三年出版）记载，“（沈寿）四十岁（一九一三年）七月，冰将津传习所停办，八月回苏”。“是时，妹已允受南通女师范绣工科之聘，而通建之屋未成，须明年开学。此半年中，家用不支，乃就马医科屋设临时绣工科，收学生十余人”。“四十一岁（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八月至南通，九月开学。冰臣欲往美国巴孥马赛会，携绣品与赛”。
该条史料阐述了沈寿创作《耶稣像》的生活背景及本人处境，与上条史料的绣制时间契合，并可考察到主要绣制地点在苏州马医科巷自宅。
《余觉沈寿夫妇痛史》（自印，著作人余觉，一九二六年出版）记载，“甲寅之年（一九一四年）吾妻为张謇坚聘入南通，充女工传习所所长，兼刺绣教员。余亦先一年（一九一三年）在南通任事焉”。
此条史料证实上条史料的沈寿入通时间，及《耶稣像》的最后完成地点在南通。
《沈寿绣举隅》（载《神针》“沈寿研究论文选”，著作人孙佩兰，一九八五年出版）记载，“最近，颜文樑先生曾与笔者畅谈了他们父子与余、沈夫妇的友谊。他说：余冰臣（即余觉）是我们家的常客，沈寿绣制的《八仙上寿图》绣稿是家父颜元画的，……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间，我还在余沈合办的‘同立绣校’（苏州马医科巷）中任西画教师。当时，沈寿正准备绣《耶稣像》，原稿是一幅欧洲名画，提名为‘荆棘冠冕’，内容是耶稣头戴荆棘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情景，由于原稿太小，由我放大后，再描到绣绷上，沈寿用很细的线条，用色一百一十一种，绣完后，我又进行了修改，润色”。“他们到南通后，余觉赴美考察实业回来，曾到我家来谈到《耶稣像》在‘太平洋——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得奖的喜讯，还谈到国外要订购四十万美元的绣品等等”。“虽然事隔七十余年，颜先生至今谈起余、沈夫妇，仍然兴致勃勃”。
由以上史料内容可知，沈寿一九一三年七月结束天津“余沈寿绣工科”，耶稣像的绣制工作当月启动。八月至南通接受聘任后回苏州，在马医科巷自宅设临时绣工科开展教学、绣品制作与销售工作，直至第二年七月。一九一四年八月，沈寿抵达南通，耶稣像的绣制工作在当月正式完成。九月其所主持的南通女子师范附属女工传习所开学。
综合史料，可结论为，《耶稣像》始于一九一三年七月，成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制作周期为一年零一个月。绣制地点在苏州马医科巷自宅，最终完成在南通女子师范附属女工传习所（珠媚园校区）。
另，颜文樑的说法与当年余觉的记述有所异同：
《余觉沈寿夫妇痛史》记载，“此绣为余沈寿四十二岁之杰作，其图案摹入绣片及框架内外花纹皆余觉手绘。乙卯年（一九一五年）复由余觉亲责赴美国巴拿马博览会陈列美术馆，赛得一等大奖，世界著名”。与颜文樑“由我放大后，再描到绣绷上”的说法不同。
《大美国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中国余沈寿女士赛品，绣耶稣像说明书》记载，内文《耶稣绣像说明书》第“（三）此绣像面部之丝共一百十一色，其各色之符号附绣十字架于绣像上端表明之”。与颜文樑“用色一百一十一种”的说法相同。
“（五）此绣像完全系丝之真色，绝不于绣成后用笔加色描染，细审自知”。与颜文樑“绣完后，我又进行了修改，润色”的说法不同。
是谁摹入绣片，因故人各执一词已基本上不可考，但是否于绣成后用笔加色描染、修改、润色是可考的，只要去南京博物院鉴赏真迹即可。笔者尚无缘得见，期待有此条件的研究者可以一探究竟。
三、《意名姝岩窟悟道像》
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发表于江苏工艺美术网的《沈寿文稿〈传习所留画绣摄影小记〉初探》[ http://www.jsact.cn/paper/info/6789]（作者吴玥）及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版的南通博物苑苑刊《博物苑》（总第十九期）刊载的《传习所留画绣摄影小记》（作者陈佐），提供了沈寿文、张謇删润并书写的文献史料《传习所留画绣摄影小记》。
其原文有“余爱其画之精，而事之可以寤人也，欲摹绣之。适感小疾，又授课有程不暇从事，乃于课余病间，铢累而黍引历三年余始成”。“会公子孝若奉公命游学美洲，濒行遇余为别，闻余欲有所制以为赆，而不及也。乃索是幅，意且欲张之于彼美术家之目。余愧其意，而甚爱公子之孝，谨而好学又远行也。重违其请，举以赠焉。复摄影置于所堂，以完示范诸生之意”。“丁巳八月，雪君寿记，属啬翁书之”。
该条史料体现，沈寿本人明确说明《意名姝岩窟悟道像》的制作周期是三年。
《张謇全集8》（张謇著，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出版）载，张謇于一九一七年农历正月十八日确定要儿子孝若去美国游学，二十三日张孝若去上海；二月二十四日张謇向儿媳说明不让她一同游美国的原因；四月七日，张孝若从唐闸回南通。四月九日、十一日、十四日，五月六日、九日张謇连续五天去传习所探望病中的沈寿；五月二十八日张謇请沈寿移住谦亭养病。《传习所留画绣摄影小记》一文，张謇在农历六月八日为沈寿的原作文章进行了删润，八月以小楷缮写书成。[ 《张謇全集8》（张謇著，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出版）第八二二、八二四、八二八、八二九、八三〇、八三一页。]
通过分析上述张謇日记中记述的史料，可得出沈寿遇到张孝若向她告别、索绣一事，最晚应发生在四五月间的传习所。也就是说《意名姝岩窟悟道像》最晚绣成的时间为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间。由此前推三年，为一九一四年。该年八月沈寿刚到达南通，才完成《耶稣像》的绣制。又根据《传习所留画绣摄影小记》文中“适感小疾，又授课有程不暇从事，乃于课余病间，铢累而黍引”的描写，常理推之，应是发生在南通九月传习所开学之后，而不大可能是在苏州自宅或天津余沈寿绣工科授课期间。则可得出绣制的时间应不早于一九一四年八月。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意名姝岩窟悟道像》最早始于一九一四年八月，最晚成于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间。制作周期为二年零八或九个月。绣制地点在南通女工传习所珠媚园校区和城南濠阳路校区（一九一六年农历九月二十八日迁至）。
张孝若在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十月亲自编辑出版的《南通实业教育慈善风景附参观指南》画册中，惟一用单独整页篇幅展示的沈寿作品就是这幅画绣。可见其在张孝若心中所占的分量之重，乃至八年之后仍念念不忘，逢讲到沈寿必会推崇此作。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六月出版的《南边风情记》一书中，作者张蓬舟记载了一九二八年南通大学成立时，其本人出席的一次张孝若招待饮宴 。张孝若评价沈寿最好的作品有两幅，一幅是《义国皇后肖像》，一幅就是“仿西画共绣三年而成的伟大制作，在张孝若先生游美时，余女士赠之以壮行色！”“她的作品，唯一的是稿底和色彩的改革，完全打破中国刺绣习用的形式，而改用西洋图画的形式。这是重要的一点；至于针工之精细，那也高过平凡的刺绣家！”
这“伟大制作”与沈寿另两幅杰作一起再次被送至美国后，这幅属于张孝若的画绣是售出了？是张孝若私人收藏了？还是转赠他人了？
张謇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二日（农历八月十一日）的日记中，盘点过包括《意名姝岩窟悟道像》在内的当时存世的沈寿代表作，但只提到要将耶、倍像自美纽约取回作纪念。因此，张謇应该是知情的，且其当时的归宿是个连张謇也无法收回之处。
四、《美国女优倍克像》
《张謇全集 7》第二七五页诗文，《忆昔四十八截句》其一：“绣余壁镜绣讴娥，六角方亭晏影过。报德方终还广业，好名直以命相磨”。其中“绣余壁镜绣讴娥”句 ，“壁镜”是古时蜘蛛的意思，也叫“壁蟢”“喜子”，诗中指代的是沈寿为感谢沙健庵多年为她治病而绣赠的《九九喜子图》，“讴娥”是“女歌唱家”之意，即指《美国女优倍克像》。
这句诗文记录了《倍克像》是在《九九喜子图》完成或接近完成后开始绣制的事实。
沙健庵对此事亦有记述，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三四月間，沙健庵作诗《雪宧绣赠〈九九喜子图〉为频年疗疾之酬，啬庵要作诗迟迟未成，啬庵以诗先之，长歌以答和张謇》（《志颐堂诗文集 诗卷十》沙元炳著，项本源分类抄录。一九二七年农历七月成书十八卷），其中有记“图成于戊午重九，元生日前一日也”。戊午是民国七年，农历九月初九即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三日 。
由《九九喜子图》完成的精确日期可以推知，《倍克像》的绣制工作始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前后。
又通过用南京博物院藏品照片与余觉著《痛史》中的《倍克像》图片对比，可发现图像细节上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说明《痛史》中使用的图片不是绣品的照片，而是《倍克像》摹绣的原始照片。使用《痛史》的图片进行英文互联网搜索，得到了倍克像像主的精确信息：
美国女优倍克，就是美国百老汇明星Billie Burke（一八八五——一九七〇）。沈寿摹绣所用的这张照片，是倍克主演的百老汇戏剧《权宜婚姻》（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的演出剧照 。《权宜婚姻》的首演时间是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地点是纽约的亨利·米勒剧院（the Henry Miller Theatre）。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五月十九日《通海新报》头版刊登《张孝若启事》：“怡祖于去年夏末，已转插纽约商业高等专门学校三年级，专工厂管理法，今夏可毕业得商学士位。（通信处略有更易如下） Mr.S.Y.Chang,415 W.115 St., N.Y.C., U.S.A”。
即同一时期，张謇的儿子张孝若正在美国纽约商业高等学校读书，并即将毕业回国。
《张謇全集8》记载，“（农历）五月二十四日(一九一八年七月二日)，怡儿归”。“五月二十五日，生日，谢客”。“七月，为从孙景武聘沈右衡次女”。“八月十一日，雪君四十五岁生日，为治面以答五月廿五日之礼”。
通过张謇日记的记述可推测，上述期间，张孝若是完全有机会与沈寿见面的。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通海新报》报道“运美绣品展览会”，文中写到“⋯⋯张啬老为开拓海外商业增进妇女生计起见，传习所外复组绣织局。 近者特设肆于美国纽约，托陈君经理其事。定本月二十七日将出品装箱运赴纽约。二十六日先开展览会于中公园之嘉会堂俾各界女士有所观感兴起。昨（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起四时止车马络绎于途，会场内几有重足摩肩之势。陈列各品：堂中间北向者耶稣圣像、欧洲某名剧家化装相、赠孝若公子之美女图三件，皆沈所长得意之作，一手制成。而圣像与化装像尤为神品。猎犬、文猫、金玲小犬则所长与其姊绣者，栩栩欲活、诚为精品⋯⋯此外有刻（缂误）丝四十余件，为贫民工场出品⋯⋯”。报道中的“欧洲某名剧家化装相”即是“美国女优倍克像”。
联系前引张謇《忆昔四十八截句》“绣余壁镜绣讴娥，六角方亭晏影过。报德方终还广业，好名直以命相磨”诗句，“绣壁镜”是“报德”，“ 绣讴娥”则是“广业”，且不惜以消耗自己的病弱身体为代价（“直以命相磨”）。因此推论，张孝若从美国纽约的商学院毕业归来，大力游说张謇做出口美国的绣品生意[ 《江苏省明清以来档案精品选·南通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二〇一三年十月）第九十页《张謇致瑞生、季诚关于绣织局停办事宜的函》“此事本儿子所原起，少年但凭理论，经验不多，可为浩叹。”]，要在纽约开专卖店。他离美之时，将正有戏剧上演的美国百老汇当红女明星的剧照带回，又在父亲生日和沈寿生日时提出请托，由沈寿对剧照进行摹绣，再和沈寿的另外两幅代表作一并送美国专卖店展售，是符合逻辑和事实的。
也就是说，这张倍克剧照作为摹绣的对象，不会早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出现在沈寿手中。这也证实了张謇、沙健庵诗词中相关记述的准确性。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沈寿《美国女优倍克像》不早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开始，不晚于一九一九年八月完成。制作周期为一年。绣制地点在南通女工传习所旁的濠阳小筑六角亭。
总结下来，沈寿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留下影像资料或真迹的四幅仿真绣作品，都是人物肖像画绣。
第一幅《义国皇后肖像》是奉部里的命令而制作的国礼项目；
第二幅《耶稣像》是与丈夫合作，作为独立出品人参加国际赛会而制作的赛品项目；
第四幅《美国女优倍克像》是应张謇父子的请托，为绣织局开拓海外市场而制作的商业项目。
唯有第三幅《意名姝岩窟悟道像》，是沈寿自己出于热爱，选择投入漫长的时光与精力，精心绣制的教学示范项目。
现在我们知道，这幅“伟大的制作”，在一九一七年赠送给去美国游学的张孝若后，于一九一九年曾在南通公开展出过。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二日（农历九月一日），张謇为扩建一新、设施完备的女工传习所与绣织局举行落成礼[ 《张謇全集8》（张謇著，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出版）第八八九页。]，沈寿作为所长兼局长已迁入绣织局后院新居；南通女工传习所自建所以来，刺绣本科第一次完全五年毕业生，共计九人获得毕业文凭[ 同上。]；美国纽约专卖店的海外贸易正风生水起；丈夫余冰臣在上海经营着福寿美术公司、苏州绣厂和南通贫民工场；沈寿自己的病情在当年初春以来也很平稳[ 《张嗇庵述传略》（张謇著，自出版，一九二一年）第二页“至九年春夏间，足稍肿渐上，冬十一月病又作，肿大上。”]。在沈寿看来，一切欣欣向荣。她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她所热爱的刺绣教学工作中了。
《江海文化研究》二〇一四年第二期的《沈寿研究初探》一文中，作者陈佐先生发出质问：“为何社会上错误的沈寿素材较多，又难以纠正呢？”
他分析原因有四，分别是故意夸大、不实材料流传、研究人员轻易使用错误材料、为追求社会效应信口编造故事等。陈佐先生当时已经七十一岁高龄，因此可以用痛心疾首来形容他的如下文字：
“这种一人一时的过失不能及时纠正，将在社会上留下长久遗憾。书籍、报纸和电视公共媒体，一个错误就将使许多人，甚至几代人受影响。能否正确使用历史材料，是考量作者社会责任心和学识水平高低的标杆。因此，研究沈寿必须先研究材料，去伪存真，才能保证论述质量。”
陈佐先生今年八十二岁，去年三月还在举办《沈寿》读书会和沈寿研究学术讲座。笔者感佩之下，作此小文。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沈寿研究者们的注意。
作者：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