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陶刻符号学中国龙中国结
一、符号学理论框架与陶刻艺术的适配性
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提出，符号的意义生成遵循“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神话”（myth）”的三级结构。能指是符号的物质载体，即可以被感知的外在形式；所指是能指所指向的概念或意义；而神话则是在特定文化语境中，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被赋予的深层意识形态，是“被自然化的历史”。这一理论为解析承载文化内涵的艺术作品提供了精准的分析工具。陶刻艺术作为一种“在陶坯上进行书画创作并镌刻成形”的工艺形式，其本质是符号的物质化呈现。从题材选择到纹饰设计，从技法运用到材质选择，每一个创作环节都涉及符号的编码过程。《中国龙中国结》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符号为创作素材，通过高度概括与巧妙组合，将龙、中国结、祥云等元素转化为具有多重意义的艺术符号，其符号系统的复杂性与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与巴特符号学的理论框架具有天然的适配性。通过符号学视角的解读，不仅能厘清作品中各元素的意义层次，更能揭示传统符号在当代艺术创作中如何实现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创新。
二、一级符号系统：能指与所指的物质性关联
一级符号系统是意义生成的基础，体现为能指与所指的直接关联，这种关联往往基于事物的自然属性或实用功能。在《中国龙中国结》中，龙、中国结、祥云等核心元素的能指与所指构成了清晰的对应关系，为后续的意义升华奠定了物质基础。
（1）龙：复合形态的视觉能指与图腾生物的所指
龙的能指是其独特的视觉形态，“综合了各种生物的特征：鹿角、牛头、驴嘴、虾眼、象耳、鱼鳞、人须、蛇腹、凤足”。这种由多种动物特征拼贴而成的复合造型，是原始先民对自然力量的直观想象与艺术化重构。鹿角的威严、牛头的健壮、鱼鳞的灵动、蛇腹的柔韧，这些来自不同生物的特征被赋予龙的形象，使其能指具有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认知辨识度。与这一能指相对应的所指，是“具有超凡能力的图腾生物”。在远古时期，人们“敬畏自然、崇拜神力”，便创造出这样一个“能呼风唤雨、法力无边的偶像”。作品中“双龙嬉珠”的设计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所指：两条龙“相对嬉戏，共同托举一颗璀璨的宝珠，其珠周围火焰升腾”，这一动态场景直观地呈现了龙的生命力与神秘力量，使观者能直接感知到龙作为“图腾生物”的原始属性。这种能指与所指的关联，基于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心理，是符号最基础的意义层次。
（2）中国结：缠绕结构的能指与实用工艺的所指
中国结的能指是其“盘长结的缠绕结构”，经纬交织的线条形成连续不断、循环往复的纹样，这种结构特征与其起源直接相关。“中国结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缝衣打结”，其最初的形态是为了固定衣物的实用绳结，经过漫长的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特定造型的装饰结构。作品中“翻转腾跃的龙身相互缠绕，交织出一个大大的中国结”，这一设计保留了中国结“缠绕”的核心能指，使观者能直观识别出其与绳结的关联。中国结的所指是“实用工艺与装饰手艺的结合体”。从“汉朝礼仪记事”到“周朝用作随身佩戴的装饰品”，再到“清朝盛传于民间的艺术形式”，中国结的所指始终与其功能属性紧密相连。在一级符号系统中，它首先是一种“手艺”，是人类为满足实用需求或装饰需求而创造的工艺形式，这种所指基于其物质功能，是对其历史发展轨迹的直接反映。
（3）辅助元素的能指与所指
作品的辅助元素包括祥云、印章与篆体字。祥云的能指是“飘逸婉转如行云流水般的线条”，这种曲线形态直接模仿了自然界中云气的流动状态，其能指的设计“使刀尖能在陶坯表面灵活运行出飘逸婉转如行云流水般的线条”。对应的所指是“自然界的云气”，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直观认知，“云从龙”的俗语也印证了祥云与自然现象的直接关联。印章的能指是“长方形的龙纹篆刻”，其形态特征包括方形的外轮廓、内部的龙纹装饰以及“长乐未央”的文字内容，这种能指符合传统印章的造型规范。所指是“礼仪记事的工具”，这一功能属性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从古代的封泥印信到后世的书画钤印，印章始终与“证明”“记事”的实用功能相关联。篆体字的能指是“圆转匀称的笔画线条”和“均衡对称的空间分割”，这种字体形态保留了汉字的原始造型特征，具有独特的视觉辨识度。所指是“汉字的书写形式”，体现了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符号的基本功能，“祝贺龙年新春的篆体诗文”也直接表明了其传递信息的实用属性。这些辅助元素的能指与所指，与龙、中国结共同构成了作品的一级符号系统，它们各自的物质形态与直接意义，为符号系统的进一步升华提供了基础素材。
三、二级符号系统：神话的建构与文化意义的升华
在巴特的符号学理论中，一级符号系统的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会成为二级符号系统的能指，在文化语境中被赋予新的所指，形成“神话”。这种神话是特定文化意识形态的自然化呈现，它将文化价值观转化为看似“理所当然”的意义。《中国龙中国结》中的各元素在二级符号系统中，超越了原始的物质属性，升华为承载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的神话符号。
（1）龙的神话：从图腾生物到民族精神象征
在二级符号系统中，龙的一级符号（复合形态+图腾生物）成为新的能指，其对应的所指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形成了关于龙的文化神话。这一神话的建构经历了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从远古的部落图腾到封建时代的帝王象征，龙逐渐与“权威”“吉祥”“力量”等价值观念绑定，成为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符号。作品中“双龙嬉珠”的设计，通过龙的动态与宝珠的组合，强化了这一神话内涵。“两条龙相对嬉戏，共同托举一颗璀璨的宝珠，其珠周围火焰升腾，充满了生命力和希望”，这里的“宝珠”不再是简单的物质形态，而是“吉祥”“福气”的象征，龙的“托举”动作则体现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守护。这种设计使龙的神话意义更加具体可感，观者在看到龙的形象时，会自然联想到“龙的传人”的集体认同，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正如巴特所言，神话的功能是“将历史转化为自然”，龙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意义，经过长期的文化传承，已经被视为一种“自然”的事实，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文化心理中。
（2）中国结的神话：从实用工艺到伦理符号
中国结在二级符号系统中，其一级符号（缠绕结构+实用工艺）成为新的能指，所指则升华为“团结、幸福平安”的伦理符号，构建了关于和谐与团圆的文化神话。这一神话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念密切相关，儒家倡导的“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为中国结的意义升华提供了文化语境。作品中“龙身相互缠绕，交织出一个大大的中国结”的创意，是中国结神话建构的关键设计。龙作为具有神圣性的符号，其身体的“缠绕”不仅形成了中国结的形态，更将龙的吉祥寓意与中国结的团结内涵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结的神话意义更加丰富。“中国结不仅具有精致美观的造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代表着团结、幸福平安，符合中国传统装饰的习俗和审美观念”，这种对中国结意义的阐释，正是其神话内涵的直接体现。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看到中国结的形态，人们会自然联想到家庭的团圆、社会的和谐，这种意义已经超越了其作为工艺的实用属性，成为一种伦理观念的符号化表达。
（3）辅助元素的神话：祥云、印章与篆体字的意义升华
祥云在二级符号系统中，其一级符号（飘逸线条+自然云气）成为新的能指，所指升华为“祥瑞的征兆”，形成了关于吉祥如意的文化神话。“祥云寓意着祥瑞的云气，是吉祥和高升的象征。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作品中用云纹衬托“中国龙中国结”，营造出“祥云缭绕、飞龙在天腾云驾雾的神秘意境和恢宏气势”，使祥云的神话意义与龙、中国结的神话形成呼应，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吉祥寓意的符号世界。印章“长乐未央”在二级符号系统中，其一级符号（长方形龙纹篆刻+礼仪工具）成为新的能指，所指升华为“永恒幸福”的祈愿符号。“长乐未央”原为汉代常用的吉祥语，表达了对幸福长久的期盼，作品将其作为印章内容，赋予了印章超越实用功能的神话意义，使其成为传递美好愿望的载体。篆体诗文在二级符号系统中，其一级符号（圆转笔画+文字形式）成为新的能指，所指升华为“文雅气质与文化传承”的象征。“下部的一首祝贺龙年新春的篆体诗文恰似灯笼的灯穗”，篆体作为汉字的古老字体，本身就承载着文化传承的意义，结合祝贺新春的内容，使篆体诗文的神话意义与节日的喜庆氛围、文化的延续性紧密相连，提升了作品的“文雅风格和艺术境界”。这些辅助元素的神话建构，与龙、中国结的神话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神话系统，使作品的意义层次更加丰富，文化内涵更加深厚。
四、符号的强化：技法与材质对意义的编码作用
符号的意义不仅通过能指与所指的关联来表达，还通过物质载体的特性与创作技法的运用得到强化。《中国龙中国结》在陶板材质的选择与陶刻技法的运用上，充分考虑了对符号意义的编码作用，使符号的神话内涵更加鲜明、直观。
（1）陶板材质的色彩编码：撞色工艺对符号意义的强化
作品采用“枣红泥生坯上薄刷了一层深褐色的紫砂泥浆”的撞色粉浆工艺，通过色彩的对比与变化，对符号意义进行了编码。红色在中华文化中是“喜庆、吉祥、活力”的象征，枣红泥底胎在阳刻琢砂后显露出来，“非常喜庆”，这一色彩能指与龙、中国结的吉祥神话形成呼应，强化了作品“红红火火、圆满吉祥”的主题。深褐色的紫砂泥浆则传递出“稳重、深邃”的质感，与龙的“神秘而又神圣”的神话内涵相契合，营造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这种色彩的对比不仅“增强层次感和丰富色彩”，更通过色彩的象征意义，使观者在视觉感知中更易接受符号的神秘内涵。正如巴特所强调的，符号的物质形式会影响意义的传递效果，材质的色彩选择在这里成为符号意义强化的重要手段。
（2）陶刻技法的线条编码：阳刻、阴刻对符号特质的凸显
不同的陶刻技法形成了不同的线条形态，这些线条作为能指，对符号的特质起到了凸显作用。阳刻琢砂法用于龙头与龙身纹样，“用刻刀先勾勒出纹样的轮廓线，再沿着纹样边沿在坯体表面力度均匀地轻啄，需控制好点的大小与深浅、稀疏与密集，使龙纹图案凸出来呈现浮雕效果”。这种技法形成的线条粗壮、有力，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凸显了龙的“刚健”特质，与龙作为“力量象征”的神话意义相匹配，增强了龙的视觉震撼力。阴刻单刀侧入法用于刻画祥云，“手指转捻刀管，使刀尖能在陶坯表面灵活运行出飘逸婉转如行云流水般的线条”。这种技法形成的线条纤细、流畅，体现了祥云的“飘逸”特质，与祥云作为“祥瑞征兆”的神话意义相呼应，营造出“虚实相济”的灵动意境。篆体诗文的镌刻则“特别注重行刀线条的深浅、粗细、虚实以及节奏的快慢，线条要刚柔相济”，这种对线条的精细处理，展现了篆体字“严谨典雅，笔画线条圆转匀称，给人以简约纯净之美感”，与篆体诗文作为“文雅气质象征”的神话意义相契合，体现了汉字的艺术魅力与文化内涵。此外，“祥云与篆体诗文清刻后，嵌涂了金色以烘托龙的贵族气质”，金色作为“尊贵、华丽”的象征，进一步强化了龙的神圣性与权威性，使符号的神话意义更加鲜明。
五、符号系统的整体建构：灯笼造型的深化整合
作品的整体外形设计为“简洁抽象的灯笼”，这一造型作为一个总括性的符号，将龙、中国结、祥云、印章、篆体字等元素的符号系统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神话体系。灯笼的能指是“圆形轮廓、提手、灯穗”的结构，其一级所指是“照明工具”，而在二级符号系统中，所指升华为“光明、温暖、团圆”的象征，与其他元素的神话意义形成共鸣。灯笼的“光明”寓意与龙的“生命力”、祥云的“祥瑞”相呼应，共同指向“希望”与“美好”；灯笼的“团圆”寓意与中国结的“团结”、篆体诗文的“新春祝贺”相契合，强化了“圆满吉祥”的主题；灯笼提手部位的印章与下部的篆体诗文，分别对应灯笼的提手与灯穗，使整体造型更加完整，也使各元素的符号意义在灯笼这一总框架下得到了统一与升华。这种整体建构使作品的符号系统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元素的神话意义相互补充、相互强化，共同传递出“红红火火、圆满吉祥”的核心主题，以及创作者作为“炎黄子孙也是‘龙的传人’”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表达。正如巴特所说，神话是一个“意义的链条”，作品通过灯笼造型的整合，使各个符号的意义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链条，最终指向一个统一的文化意识形态。
六、结论
通过罗兰·巴特符号学理论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龙中国结》中符号系统的建构过程。在一级符号系统中，龙、中国结、祥云等元素的能指与所指建立了物质性的直接关联；在二级符号系统中，这些元素升华为承载文化神话的符号，传递出民族精神、伦理观念、吉祥愿望等深层意义；而材质选择与技法运用则通过色彩与线条的编码，强化了符号的神话内涵；最终，灯笼造型将所有元素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实现了意义的统一与升华。这一符号系统的建构过程，体现了传统符号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创新转化。作品不仅保留了传统文化符号的核心内涵，还通过艺术化的处理与组合，使这些符号在当代语境中依然能够传递出强烈的文化感染力。这种创作实践为传统工艺的现代传承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只有深入理解符号的意义层次，把握符号的编码规律，才能使传统符号在当代艺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实现文化价值的有效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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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科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