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一页 辉煌的业绩
1914年8月,中国刺绣艺术家沈寿应张謇邀请来南通教绣传艺,任绣科主任。当时该所设在城东珠媚园的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内。1916年夏,城南新校舍建成①,女工传习所遂搬迁过去,和女子师范学校脱勾,成为独立单位。沈寿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工作虽仅短暂的二年,但留下的业绩却非常辉煌。
我国女子普及教育始于清朝末年,那时候中国受西方强国侵略,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觉醒,纷纷提出革新意见,其中不乏有女子教育方面的正确主张。如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曾发表《论女学》一文,力辟那些“教妇人非所急也”等不重视女子教育的论调,提倡男女平等,认为同样是人就应当接受一样的教育。发出“不能说此二万万为人才,而彼二万万为非人才”的呼声。并列举世界先进国家,说明男女平权同受教育的重要:“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今之美国,殆将近之矣。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国家兴旺急要重视女学。因此,梁启超大声疾呼:“若是夫中国之宜兴妇学,如此其急也。”在这种思潮下,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呼吁学习西方,要在教育制度方面加以改革,实行男女同教,加强女子教育。严复也在《国闻报》上也发表《论沪上创兴女学堂》的文章。正是这些进步人士的努力,推动了我国新文化教育运动,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女子教育也列上日程。
张謇也非常重视女子教育,1903年他在日本考察时,在教育方面专门考察了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和小学。如在长崎私立鹤鸣女子学校,他看到一室二十余人席地而坐,口授七言诗;另一室二十余人列坐矮几临毛笔画花卉;又一室十余女子事针黹,盖特别裁缝教室,这显然是女子职业手工学校。他认为:“国民教育尤须有母”;“女子教育不可无师。”于是在1905年邀及通州地方名流乡绅陈启谦、冯熙宇、徐联蓁等共同投资,在张詧出资购买的柳家巷陈氏老宅,创办“公立女子学校”。1906年春筹办告成,遂公布学校章程正式招生开学。聘姚蕴素②为校长,保吴为监理,教师中还有一名日籍教员森田政子。十月张謇、张詧等到校考察,对学生成绩感到满意。决定将该校改为“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初等和高等小学。当时该校主要培养女子从事小学、幼稚园教师为目的,同时要求女子能有从事家事的能力。因此除开设普通课外,还有从事手工、缝纫等技能课程。
1908年正月,张謇以“我国妇女向为分利之人,近生活程度日高,为生计,教育尤不可不急于讲求为念。”根据女子教育特点,在女子师范学校内,附设女子手工科,当年就有一批学生毕业,可见是个速成的短训班。据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招生资料显示,民国前(1912年)毕业生总计76人,其中包括本科师范生8人,手工传习所12人,高等小学24人,初等小学32人。那时的女子手工传习所规模不大,具体课程主要有刺绣,编杞柳、麦杆以及织花,发网和育蚕等。由于女子师范学校生源增多不断扩大,原址不敷使用。1907年2月,学校总理张詧又筹款购买了城北珠媚园旧址建筑新校舍。1910年6月新校落成,8月迁入新校。开学时,张謇曾在致辞中说:“当注意家政。凡缝纫各科一切已为预备。家政者,女子有益于世莫大之事业也。事业从学始,家政一科,多是作法,而妇德寓焉。无徒手空言而可为道德者。”并且还专门为女子师范题写“服及家政、勤俭温和”八字为校训。据说,在1912年前,女子师范学校的家政课还由校长姚蕴素亲自授课,缝纫课由监理保吴兼任,可见当时对家政、手工技术课极为重视。
张謇进一步发展南通刺绣的思想萌发于1910年,任《南洋劝业会》总审查长时。正如他在《女红传习所记事序》中说,“近代则松江顾氏露香园绣之最,世名顾绣,欧人所称刺绣美术家,精巧不能过也。欧人自云亦然,是以其豪商巨室,欲得吾古时之名绣者,不异以数千金易一幅,甚者万计。吾国近者於逸而愈贫,昔尝忧之,而未有良策也。”可见那时张謇为我国众多贫困女子,缺少自食其力找不到有效的改进办法而苦恼。江宁举办《南洋劝业会》是将我国一切农工商业产品向外展示的博览会,以求得和世界通商,发展生产增加国民收入。会中他见到全国各地送来的众多刺绣,独农工商部绣工科沈寿的刺绣最为出色,价值很高,仅她绣的那幅《意大利皇后像》就值银二万四千元。联想南通民间也有刺绣基础,只是技术不行。故选送通州女子施宗淑等二人到北京向沈寿学习,准备回来后在南通传播绣艺,开辟一条能为妇女自食其力的道路,改变通州城市女子习于安逸,而愈贫困的境况。1911年,张謇一面派人到北京向沈寿学绣的同时,一面积极扩展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工传习所,他在《致黄任之论师范及小学函》中,就向省政府申请拨款资助。提出:“前请议请於明年补助学生膳学费五千余元外,先拨一万五千元为建筑女工传习所、蚕科、褓姆、医科之用。於女学必猛进,兄须助我成此愿……”。不久辛亥革命成功,绣工科停办,张謇派往北京学绣的女子就回来了,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张謇在南通发展刺绣缺少技术力量难见成效。此际沈寿离京到了天津,办起了“自立女工传习所” 想以绣自立。然而事与愿违,生徒不多,刺绣销路不畅,难以为继,遂向张謇求助。沈寿南来发展绣业之意,正合张謇心愿,於是发出邀请,约沈寿前来商议。1913年,沈寿结束天津传习所的有关事宜,辞谢四川高薪聘请来到南通,受到张謇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姚蕴素的热情接待。她见该校女子职业教育也很有特色,1909年就曾举办过手工展览会,精美的作品在当地很有影响。又见该校的女工传习所校舍正在施工建设,立即招生的条件尚不成熟,故先回苏州等待。第二年八月,女工传习所校舍建成招生,沈寿带着家眷和一班刺绣教师和画师来到南通。校长姚蕴素及时安排,使他们安心生活方便工作,刺绣教学工作也及时展开。当时女工传习所设刺绣、图画、编织、手织、裁缝、育蚕六科。根据师资情况先开刺绣、编织两科,第一届绣科学生32人,沈寿任主任。编科18人,山东邱氏任主任。后来,张謇见沈寿教绣传艺工作卓有成就,为进一步发展南通刺绣,又投资5000银元在城南为女工传习所建筑了新校舍。1916年女工传习所搬迁到那里和女子师范学校分开了。沈寿在女子师范学校工作仅两年,但她的工作在张謇和姚蕴素的指导下做得有声有色,其辉煌业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壮大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
沈寿来南通教绣传艺,得到张謇和姚蕴素的大力支持,她自己也带来一支专业水平很高的教师队伍。沈立、金静芬等教师教绣多年,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刺绣艺术也很精湛,她们都是沈寿创立“仿真绣”艺术的得力助手。还有刺绣画师周乔年、杨羡九,原是苏州著名画家,创作的绣稿艺术水平很高,曾为沈寿创作了不少刺绣画稿。他俩跟随沈寿多年,也是教授学生绘画的美术老师。这班苏州来的刺绣教师来到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壮大了该校工艺教学的师资力量,有利于提高了该校女工传习所教学质量。能书善画的著名刺绣老艺人李巽仪当年就拜周乔年学习工笔画多年。南通博物苑收藏的刺绣《圣僧负鸡》图也是杨羡九创作的。不久,传习所又接受刺绣作品到美国参加博览会的任务。因人员不够,在张謇和姚蕴素的帮助下,将曾在北京向沈寿学绣的通州女子施宗淑请来,沈寿侄女沈粹缜(邹韬奋夫人)后来也担任初级班教员,女子师范学校教绣的教师队伍壮大了,传习所的教学和刺绣工作就更顺利了。那时沈寿对传习所的教学科目也作了相应调整,废除了她以往在北京、天津教绣时也教授的日语,加强国语、算术、图画、写字、素描、色彩等课的教学。有些课程的教学工作也得到女子师范学校教师协助。教师队伍壮大了,教学质量也提高了。
第二,师生作品优秀,刺绣人材辈出
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为沈寿和苏州来的教职员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首期招收32名学员,开学后刺绣专业基础教学就有序进行。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1915年将在旧金山举办万国博览会。据朱培初的《中国的刺绣》介绍,早在1912年,我国就表示参加这个博览会,并通知各地积极准备,并派遣工程师和工匠前往旧金山,选定馆址施工建设。1915年我国送展的物品分两批送到那里,其中刺绣工艺品很多,仅江苏就有刺绣570多件。张謇认为这是一件向全世界展示南通土特产品的极好机会,就把刺绣列为其中一个项目。因时间紧迫,沈寿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发动全所师生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努力刺绣参展作品。沈寿还挑选一些刺绣基础较好的学员,协助老师参与刺绣。使她们在刺绣实践中提高绣艺,这样既培养了学生也加快了参展刺绣作品的进度。沈寿自己虽然体质很弱,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也抓紧时间赶绣《耶稣像》。这件作品是她来南通后和张謇会晤后,回苏州等待时请著名画家颜文梁提供了油画绣稿,来南通上班前已绣了一半,此时需要赶在博览会举办前绣完。 1915年6月《耶稣像》绣成了,她却病倒了。沈寿以事业为重的敬业精神,影响了全所师生,大家团结一致加紧刺绣,终于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为检验参展作品,张謇在女子师范学校进行预展,因当时沈寿尚在谦亭养病,校长姚蕴素将师生作品布置在学校礼堂。南通各界人士闻讯,也纷纷前来参观,一时人潮如涌。张謇见绣品出众,十分满意。从中挑选了十余件作品由沈寿丈夫余冰臣护送到美国参展,博览会上展出世界各地送来的众多刺绣艺术品,其中南通女工传习所的刺绣最优秀。经过评比,沈寿刺绣的《耶稣像》获金奖;传习所教师施宗淑和她的姐姐施宗洁合绣的《牧马图》获银奖;金静芬③绣的《齐老太太像》是南通一位齐姓富商的母亲肖像,因作品生动传神获铜奖;画师杨旋九创作的一幅花卉刺绣作品也在展览中获得好评。一个刚成立不久的传习所刺绣作品有如此杰出成就,一时在世界艺坛上传为美谈,张謇和姚蕴素都很高兴。学员参与刺绣展品的成功事例,也为女工传习所以后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了一个成功的先例。
第三,确定教育方针,完善教学体系
张謇创办女工传习所是根据南通当时妇女实际的情况,突出“女”与“工”。所谓“女”,是兴办适合女子的专业,如刺绣、织发网、编杞柳、蚕桑、褓姆等,突出一个“工”字。它以初级技能训练为主,辅以文化教育。故在1914年,沈寿来南通就职时已设有刺绣、图画、编织、手织、裁缝、育蚕等六科的计划。目的为南通造就一代有文化的妇女劳动者,促进当地妇女生产劳动的发展。然而现在张謇有了沈寿这样高水平的刺绣艺术家来到南通教绣传艺,让她只培养普通的刺绣女工,大材小用未免可惜。尤其是1915年,见传习所师生绣品首次在世界艺坛上亮相,就取得突出成绩,更增强了他发展南通绣业的信心。因此张謇投入更多资金为女工传习所建筑新校舍,扩大规模改善办学条件;后来还化了很多精力为沈寿撰写《雪宧绣谱》;又建绣织局开展对外贸易。对女工传习所刺绣教学目标也作了相应调整,决定培养多层次的刺绣人材,设立三种学制:两年制的普通班(乙班)教授刺绣基本针法,以学习花卉、翎毛为主;四年制的刺绣美术班(甲班)学习刺绣山水、仕女;五年制的研究班(本科)培养高级刺绣人材,专攻刺绣油画和人物肖像。一所普通女子职业学校设立这样完善的教学体制,这在当时也是个创新。设置本科培养研究生更是罕见的。即使以往清朝的农工商部绣工科,这所专为皇室贵族女子服务的学校,也没有设立研究班。1920年,南通女工传习所第一届研究班毕业9人,张謇也亲自到场祝贺勉励学生。后来他对沈寿培养的学生评价很高,说:“本科毕业生成绩及绣品固已突过前人,甲乙班之出品亦在他处之上。”这批研究生多数人留校工作,刘采繁、宋金龄、宋冯等人都成为传习所骨干教师。1921年,沈寿病重期间,她委托刘采繁代她上课,可见其水平不低。宋金龄在解放后创办刺绣合作社,曾任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培养了许多刺绣艺人,为新中国的刺绣艺术发展作了重要贡献。从时间上推算,当年这个研究班是在1915年下学期设制的。由此可见,女工传习所培养多层次人材,设立三种学制的决策是在校长姚蕴素领导下进行的。同时一件新事物的产生必然有它的基础,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如果当年沈寿在女子师范学校没有作出杰出成绩,张謇完全有可能维持原状,不再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关注它。所以说张謇全力支持女工传习所的刺绣事业发展,也与当年姚蕴素为首的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为沈寿创造很好的发展条件有重要因果关系。若再从个人学识水平来分析,上述科学的刺绣教学体制和教学课程的设置,没有张謇、姚蕴素等人帮助和谋划,单凭沈寿个人努力也是难以办到的。
在庆祝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百年华诞之际,回顾刺绣艺术家沈寿在该校的工作很有意义。她在那里时间短暂,但业绩辉煌,这是得到学校创办人张謇和校长姚蕴素的帮助的结果。姚、沈两人为南通女子职业教学相互支持友好合作的敬业精神为后人师表。传习所后来搬离女子师范学校,但姚蕴素的教育思想和工作方法仍对沈寿产生深刻影响,她们一直保持友好往来关系。今日南通刺绣有如此成就,除张謇 、沈寿外,以姚蕴素为首的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也有一份功劳,这是大家不能忘怀的。
注释:
① 现在的环城南路南通市民政局和沈寿艺术馆址。
② 姚素緼(1863~1944),字倚云,安徽桐城人,是清代桐城派故宗师姚鼐的侄曾孙女。祖父姚莹,字石甫,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人士。1888年与“通州四才子”之一的范当世成婚,故时人也称她为“范姚”。婚后夫唱妇随研习文学,积极帮助张謇兴办教育,1906年任女子学校校长。
③ 金静芬(1885-1970)沈寿学生,著名苏绣艺术大师。解放后曾任苏州刺绣研究所副所长,江苏省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相关链接]作者简介
任航,工艺美术师,生于江苏宜兴,从6岁起学习剪刻纸,曾得到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芮金富生前指点。现为南通工艺美术协会会员、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在省内外获奖;个人艺术成就被多家媒体报道。
陈佐(1943--),曾用名宋成祖,祖籍安徽太平县。1964年插队农村。1979年考入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曾任工艺美术设计员,和服工艺科及民间工艺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参与沈寿艺术管筹建工作。现从事沈绣艺术的工艺设计和理论研究工作,擅长工笔花鸟画,有系列沈绣专业论文在国内外杂志发表,潜心组织沈绣艺术作品对外展出。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的“民间美术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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