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单，常州留青竹刻赫然在目，令我们常州竹刻界无不欢呼雀跃。我们常州是一个有着2800年历史的城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工艺美术如同各种文化艺术一样不仅人才辈出，而且种类繁多，广为天下称颂，此中留青竹刻便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竹刻在茫茫民间素有历史，竹材在南方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对其进行艺术加工自然不在话下，人们用竹，爱竹，将竹视为知己，正如苏东坡所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因而，竹刻自古被人视为高雅艺术，涉及到了生活及工作的各方面。人们以得到一件竹刻为雅事。明朝末，常州府人张希黄在前人竹刻的基础上借鉴过去留青的成功之处，修正了其不成熟及局限之处，使留青竹刻的技法得到完善，从而，留青竹刻能完整、全面地表现各种题材的画稿，艺术含量超出了其他刻类，受到了刻竹者与收藏者一致追捧，细腻而优雅，显现出它的无以伦比的高贵和美丽。
留青竹刻其实在唐朝前就已经出现于各中装饰中，但真正成为艺术种类依赖于张希黄对他的改革。但由于其技术含量甚高，制作周期又长，取用材料难度大，因此，不论从刻竹艺人到竹刻成品，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地域优势。更由于在明、清期间嘉宝竹刻籍三朱余威，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地域文化，于是人们谈竹刻必言及嘉定，谈竹刻必是深雕，留青竹刻的地位一落千丈。虽然常州到清末竹刻很有名气，但却也不是指留青。
民国时期常州的竹刻非常兴旺，鸟笼、折扇、麻将牌等生活用品及娱乐品的生产市场很大，东门外的雕庄就是因从事雕刻的人多而成名，但此中留青竹刻却没有相应的成长，常州留青竹刻本属金陵派，但却没有嘉定派竹刻那么有影响，它的发展远不如人意。白士风就生长在那个时候的雕庄，自小他对竹刻就耳濡目染，但他更喜欢留青竹刻。他认为，留青竹刻艺术性更强，发展空间更大，更能体现他的思想和目的。常州虽然没有可学习留青的地方，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信心和决心。十七岁时他去上海亲戚处学习了二年檀香扇雕刻后便回常边务农边摸索留青竹刻。经过十余年的孤军奋斗，到四十年代中期，他在沪宁线上已是名声不小，沪宁线上名家都非常愿意与他合作，也愿意为他提供书画稿或交流或唱酬。与名家的接触不仅提高他做好留青竹刻的兴趣，而且极其有效地提升了他的艺术涵养，也促进了他的艺术风格的形成。
这时的白士风虽然不从事专业的竹刻，但他的奋斗已经在常州确立了他的地位，同时也为后来创立常州这个“中国现代留青竹刻的基地”（王世襄语）打下了基础。
1958年，常州市为落实发展传统文化的政策，由轻工局出面与当时白士风工作的民丰纱厂协商，将白士风调入常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专业从事留青竹刻。
白士风进入常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不仅是他个人得到了一个专业水平发挥的机会，而且直接为他提供了研究和创作新的留青竹刻的可能，为形成他的留青竹刻系列创造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条件。国家有关部门对他的竹刻非常赞赏，在采购原料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对他的艺术高度重视，给予了他极高的荣誉。在对外交流展出中，经常选用他的留青竹刻作为礼品赠送给外国首脑或友好代表团。不仅是受华夏文化较深影响的东南亚地区有他的竹刻，而且还远涉重洋去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埃及等遥远的西方国家，为宣传我国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增进友谊作出了贡献。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白士风技艺水平已经炉火纯青，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眼界的扩大、交流的增多，他对自己的要求不断提高，对留青竹刻的认识日趋成熟、全面。
上世纪五十年代（虽然未进入常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进行专业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是白士风留青竹刻创作的黄金时期，中间尽管因文革影响必须完成一些政治任务，但他更加紧了自己进行艺术创作、创新的步伐。
竹刻最初来自生活用品后来离生活品越来越远，甚至都不愿意将其与生活用品挂钩结合，认为这样会降低艺术性，因此竹刻及其他工艺品越做越精巧，功能却越来越少。为改变这种现象，也为了赋予留青竹刻新的生命，白士风用他多年实践的经验开始了他一系列的创新之路。
以前文人书画或读书用的镇纸都是用一单独的竹、木、铜条略加雕刻便成，白士风用他的留青竹刻镶进红木中，成为一条如中国画条屏式样的镇纸，这样，可二条一副或三条一副，也可一条单独一副。既有竹刻的艺术性，又有红木镇纸的实用性，一经成功，立即受到社会上的认可。1978年福州轻工产品交易会得到了大量订货、品种从简单的钟鼎文到复杂的“板桥字画”、“松竹梅三友”林林总总，非常惹人喜爱。过去用的臂搁都是竖直结构，虽然比较适合中国书画的习惯，但做成竹刻后无法将其装帧陈列，这种缺陷一直到现在都无法克服。白士风在这种情况下调整思路，改变思维习惯，将同样大小的竹片横置在红木座上，既能进行书画、雕刻，又能将竹板妥善陈列、保管，取下来又是一件臂搁，这样的改造极大地拓展了留青竹刻的发展道路，与镇纸一起成为当今留青竹刻型制中使用率远远超过其他品种的二个产品，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过去的工艺品单一功能，而造成市场萎缩的局面。时间证明，这二个品种的创新成功是为后人造福之举，不仅仅增加了品种，而且因为有了新的创作的思路，使留青竹刻有了新的发展机遇。文革期间，为了刻制毛主席诗词，白士风将竹片排列成横批形状，然后刻毛主席诗词手稿，不仅完成了政治任务而且又做成了一种新形式的留青竹刻，为此王世襄先生表示极为赞赏，认为是一个创举。而实际上，如此创举在白士风一生中何止几个。
白士风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他没有做过园形竹筒的留青竹刻，他曾经见过多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竹刻笔筒，但大小裂隙很难避免，他觉得非常可惜，担心自己做的竹筒虽然在自己手里可以不裂，但难保今后不裂，不仅破坏竹刻的观赏、而且也使艺术价值及收藏价值大打折扣。但他又不愿放弃笔筒这一品种，在经过多次试验后，他用红木先做成笔筒框架，再镶进竹片，既有了留青竹刻，又保证了笔筒的完整，竹刻在红木的相衬下更显得富丽堂皇。他相继做成二角（腰园）、三角、四角（方形）、五角、六角等多种红木笔筒镶嵌竹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白士风决定做留青竹刻竹简《孙子兵法》，理由是一是过去无人做过，符合他的创新思路，二是现在有年轻人配合工作，三是做成后效果肯定被人看好。经过几番周折，费时六年后终于做成了有二百六十多条竹片组成的留青竹刻竹简《孙子兵法》，不仅艺术性强，而且这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兵书，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这件竹刻在完成后便被新加坡客商收购，其转手后增值近十倍。
截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白士风在常州这块生养他的土地上从事留青竹刻近五十年，对传统留青竹刻作出开拓性的发展。基本完成了对常州留青竹刻构架的营造。由于其新型制惠及众多刻竹人，便形成了一个有多层次组成的人员队伍，从而可以满足各层次客户的需求，这种多层的局面又造成了有各种需求客户和各种能力的刻竹艺人的市场融合。如此反复，壮大和做强了常州的竹刻队伍，培育了常州市留青竹刻市场。王世襄先生对白士风对常州竹刻的贡献大加赞赏，说：“近一、二十年来，常州已形成一个竹刻中心。白士风先生是常州竹人中年岁最长、成就最早的一位，对当地后起之秀颇有影响，起着启迪、示范的作用。”并认为他是常州留青竹刻队伍的旗手。又说，常州的竹刻人不论是不是他的学生，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他的技艺指导。
白士风留青竹刻在计划经济时代完成了他的使命，他的成功铸就了常州的留青竹刻市场的顶尖的位置，使众多刻竹人有了追赶的理由和目标，惠及到了相当时期内的刻竹人及竹刻市场。如徐秉言、徐秉方兄弟虽非白士风传人，但其竹刻在白士风竹刻造就的良好市场氛围的带动下，在常州留青竹刻界占有相当的地位，并作为白士风之后的一个次顶层次，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这种蛋和温度的辩证关系是不容忽视的，虽然有同样适当的温度，但还必须有可用的蛋。在七十年代末，邵风丰跟随白士风学习留青竹刻，三十年来，辛苦与勤奋终于有所结果，连续获得了省级、国家级的奖项。与徐氏兄弟一起兴起了一个常州留青竹刻的兴旺期。
白士风用自己的艺术魅力，带动了一方土地的留青竹刻的兴旺，如果没有白士风几十年来的辛苦操劳，获得巨大的成功，常州的留青竹刻市场根本不会有今天的兴盛。这不仅仅是利益的增长，更有对艺术的追求。常州做留青竹刻的人日益增加，就是对白士风艺术实践的肯定。因此，他对留青竹刻的贡献是有深远意义的。他不追名、不逐利，为留青竹刻献出毕生精力，是我们学习和仿效的榜样。正如王世襄先生说的“格外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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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纯，男，1960年8月生，中共党员，常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所长，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理事，中国刺绣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常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邵风丰，高级工艺美术师，师从白士风先生，从艺30余载,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金、银奖，留青竹刻(达摩系列) 获2009第十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