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作红木家具与王世襄

李久生

[内容摘要]王世襄是个名誉全国的大玩家，其涉猎之光、研究之专，国内尚无出其右者。王世襄对苏作红木家具的研究是建立在雄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同时是在长期艰苦的实践调研，多地方对比斩获的。这种研究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同时，他对苏作红木家具的研究已是登峰造极。

　　关键词：苏作 红木家具 王世襄 调研

　　说起苏作红木家具，不能不提起王世襄。

　　王世襄，号畅安，男，汉族，北京人，祖籍福建福州。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他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书画、雕塑、烹饪、建筑等方面。他对工艺美术史及家具，尤其是对明清家具、古代漆器和竹刻等，均有深刻研究和独到见解，尤其是他与苏作红木家具，有着深厚的感情。

　　过去一说起明清家具产地调查，世襄总是感到遗憾，1949年后的二三十年中，他竟连一次机会也得不到。而社会在不断地变革，越推迟调查，必然收获越小。可喜的是待他年逾六旬，这个去不可能具备的条件终于被争取到了。1979年冬，他到苏州地区的洞庭东山，1980年冬，去广东之后再度到苏州地区。尤其是后一次，见到“广式”家具六七千件之多，而洞庭东、西山则是在当地人士的带领下，几乎逐村、逐户进行采访的。像这样目的明确、态度认真的家具对比调研，似乎做过的人还不多。世襄这几次采访，备极辛苦，但对他的研究和撰述，是至关重要的。

　　明及前清期家具生产的时代背景，在已出版的中外著述或文章时很少叙及，而世襄却做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根据传世及出土的实物，结合多方面的史料，他第一次提出明代家具的质和量达到历史高峰是在明中期以后的认证。通过实地调查，他确信当时的生产中心在苏州地区。过去虽有人道及“苏式”，但只是泛论而已，并未联系实例。世襄不仅对遗留在苏州的家具做了调查，拍摄了照片。

　　明后期的笔记最能说明家具发展的，可能要数范濂《云间据目抄》中的一条：“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上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纨袴豪奢，又以椐木不中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人偶中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王士性《广志绎》中有几句话：“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所讲的年代和情况，与《云间据目抄》正合。

　　以上文献说明苏州地区很早以来就以手工艺品著称，到了明晚期更是制造贵重家具的中心，这是可以确信无疑的事实。而追求事实的实践者正是这么一位坚毅的老人。

　　明及清前期家具的产地也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如泛言一般的家具，产地可谓遍于全国;如言精制的家具，据现知的文献和实物资料来年，有苏州、广州、徽州、扬州几个地区，其中自以苏州最为重要。有关苏州的史料是比较多的。除《云间据目抄》等条外，明张瀚《松窗梦语·百工纪》讲到：“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吴制器而美，以为非美弗珍也。……四方贵吴而吴益工于器。”所谓三吴，看顾以苏州居首;所谓制器，自然包括木器家具。明皇甫录《皇明纪略》在木工蒯祥条中讲到：“今江南木工巧工皆出于香山。”徐翥先《香山小志·物产》称：“香山梓人圬者居十之五六。……织工居十之三，藤工不及十之一，制藤枕、藤榻、藤椅等器。”徐为清时人，但香山各种工匠行业，明代早已如此。藤工和家具制作有密切关系，因凳、椅、床、榻等都要藤工编制软屉才能成器。苏州地区制造的明式家具多为藤屉，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一个旁证。

　　比文献史料更为可信的是在实地观察到的情况。世襄先生晚到1979年和1980年才得到两次去苏州洞庭一带调查的机会，虽因社会迭经变革，旧家故物，所剩无几，但走访洞庭东、西山各村镇，每处都能看到若干明代风格的家具。仅东山街上一家茶馆，就有夹头榫平头案五件之多。这里的家具绝大多数已损缺不全，惟据其残存部分，完全可以看到它们的原貌。东、西山的家具几乎全部都是榉木(即北京所谓的南榆)制的，从品种到形式，线脚到雕饰，乃至漆里、藤屉、铜饰件等附属用材和构件，与流传在北京地区的大量黄花梨家具全无二致。南北所见实物，有的竟相似到如出一手，如东山石桥头村民居中所见的圆角柜，和北京鲁班馆见到的两具，仿佛是同一施工图制成的。因而使人相信它们是同一地区乃至同一作坊的制品。即使有的东、西山榉木家具可能时代较晚，惟手法不变，典型俱在，只能说明明式风格在此地绪远流长，延绵不替。我们不妨说，来到了东、西山，找到了明及清前期榉木家具的根源。又因榉木家具和黄花梨家具的手法全同，只不过是用料上的差异，所以也就找到了明及清前期黄花梨家具的制造之乡。

　　通过对苏州地区的调查采访，联系到明及清前期硬木家具在北京地区曾大量存在这一事实，王世襄得出如下的认识：明晚期到清前期，苏州地区有相当大的作坊和我相当多的工匠用硬木及榉木制造明式家具。他们或承揽加工，或出售成品，主顾不同，销路有别，货色亦异。洞庭东、西山虽很富庶，终究是村镇，材料以榉木为主。某些坳人还记得祖辈曾讲到招延工匠住在家中造家具。考究的硬木家具，有的供应苏州或江南其他大城市，有的出口外销，更多的则通过漕运，远销直隶、北京。某些品种，例如炕桌，南方使用得不多，但黄花梨炕桌北京地区曾大量发现，原因是当时专门造来运销北京。京师是全国的都城，四方奇货，荟萃于此，应不止家具这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将无法解释何以会在北京地区聚集了如此之多的苏州家具。以明及清前期的黄花梨家具来说，据估计，流传到北京地区的数量要大于留存在南方的数量。

　　世襄先生通过对苏州地区红木家具的实地考察与在京实物对比，还有对明晚期至清前期苏州家具的外销和北上的研究，让我们清晰地认识，苏州乃是明及清前期榉木家具和黄花梨家具的产地。他为这一重要论点找到了有力的证据，为此，他付出了足以使人感动的长期劳动，也为研究明式家具的后人树立了榜样，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举奠定了苏作红木家具在全国行业内的独特地位。

　　参考文献：

        【1】《奇士王世襄》，窦忠如著，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5

　　  【2】《明式家具研究》，王世襄编著、袁荃猷制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7

　　作者简介：

李久生，工艺美术师，师从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许建平。从事苏作红木小件和苏作红木家具设计、制作工作二十余年，在长期的研究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苏作红木充满了热情。近年来，其作品多次在艺博杯等专业评比活动中摘金夺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