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玉就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给我们选择的沟通天人的最早也最适合的礼器。我们现在就讲到礼器了。送礼要有礼器，我们交朋友，都需要礼物、礼器。礼器就是人际交通的一种媒介，就是人际关系一种调节器、谐和器。玉器作为礼器，究竟有哪些文化和意义呢?笔者做以浅谈。

　　关键词：礼乐 文化 礼器 玉器

　　一、中国文化是以中庸观念为核心的礼乐文化。所谓中庸，其涵义有二：一日中，一日庸。中者，乃适宜、适中之谓;庸者，规律也，常也。礼的基点是分，礼生于分别，成之文明。所谓分主要有二：一是天人之分，二是人人之分。只有天人相分，才可能有对天的认识，才可能生出中国人特有的以礼相待的对天态度和最具特色的“天人合一”观念;只有人人相分，即与他人、他性及群体相分，才可能有对自身由器礼义论要·来的认识，才可能出现祖先崇拜，也才可能有“五伦”的名分定位，而终于“百物不失”，实现社会的和谐。总之，只有天人，尤其是人人得以区分，人类才能最终告别愚昧，战胜野蛮，实现文明。礼的特质或基本意义是报，“报以介福”，“报情反始也”。“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而既要报，则必“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则必选择最适中的交好报答方式，选择最能表达隋意的最适宜的礼物，以报天地以及祖先的大德。“玉之美，与天合德”，于是玉器便历史性地应运而生，成为沟通天人的最适中之礼器的首要之选成为礼器系统中主要礼事天地“至尊大神”的核心构成。总之，“巫”、“灵”、“保”之类事神者及“礼”字均有一个共同的符号或标志，即玉。所以中国文明之初汉字产生之时，便径以玉为义符来构造其字，从而把事神或行礼以玉这个重要文化现象永久地记录下来。

　　二、我们的先人为什么历史性地选择了玉器作为沟通天人的主要媒介，而由此使玉在古代中国承担了如此重要和高尚的社会职能?究其根本原因，当不外乎如下三端：其一，在于玉石的特殊的物理性质。古人所感观的玉石的物理性质主要是：质坚外柔，清明温润，色理美泽，声音悠扬。其二，在于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石崇拜”。石器是人类最早制造并用来调适生态环境以求生存的最重要的劳动工具，是人类社会漫长的原史时期物质文明的首要标志和生产力的主要代表，她主宰了人类社会99%以上的历史。因此石器在人类心目中无疑有着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因此我们说，玉器是“石崇拜”观念的必然升华。其三，在于中国人独具特色的“天人合一”观念。“天道演运，万物化生”，“天地之大德日生”。玉既然“得天地之精”，既为天地造化的精华，因此“物类相感”，很自然地被先人视为天地大德的化身和体现。因此说玉器是“天人合一”观念的结晶和产物，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玉器的产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这就是表现于作为玉器制作主体的我们祖先群体性格上的耐性、韧性和规律化、秩序(理)化的生活方式。而这种性格和生活方式正是农业文明，准确地讲是中国农业文明所特有的。

　　三、基于对玉器特定的社会功能，即以玉行礼的对象和主要方式，及玉器在礼活动中所担当角色的认知和把握，可以把玉器分为如下三大类：(一)祭玉。此类为玉礼器之大宗，郑玄专名谓之“器”。为礼天道自然神所专用而据行礼对象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制。(二)瑞玉。即行郊社甚而裸享祖庙之礼时主祭者和参祭者所执或所佩，以标志其政治身分或尊卑等级地位。此类被郑玄名之为“瑞”。“瑞，符信也”。(三)重器佩件。由于玉之圣洁品性和其高贵的社会功能，玉之用必有日益拓展之趋势，上述礼瑞如是，挚璧、介圭、盟誓之圭璋亦如是，甚至((左传·文公十二年》和《周礼·地官·调人》所谓“瑞节”亦无不如是。。除上揭三类之外，还有一类本不属于礼器，但由来最古，这就是玉制日用装饰品。此类玉饰件或佩或饰或陈列，史前即多有出现，三代以降乃至更晚一直盛行不衰，足见国人尚玉之深忱。

　　四、作为古代中国最为重要和主要的礼器，玉器的产生不是也不可能是偶然的，必然有其深刻而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并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由于玉器从根本上说属于形而上的观念形态或精神文明的产物，因而我们的探讨不能像研究石器、陶器等那样过多地关注其技术工艺、形体造型甚至材质，也不能简单地以物论物，一切但依考古发现的有无或早晚论定。不能因为兴隆洼发现了玉质器物，就说中国玉器的历史有8000余年也不能把一切以玉为材质的器物都视为玉器。因为真正的玉器是指具有完整的礼器品格的玉器，亦即职能必须专业化，祭献方式必须程序化，形制也基本规范化。而如上揭，礼是由史前社会巫觋者流事神活动脱胎而产生的。那么巫觋者流事神所用灵物或法具自然应成为我们探讨玉器起源的着眼点。由此使我们不得不格外地关注史前古玉，关注红万方数据·玉器礼义论要·山、凌家滩、石家河及良渚等考古学文化的玉龙、玉鸟、玉龟、玉蝉之类;关注龙山、红山晚期、良渚、石家河以及齐家、陶寺等考古学文化的玉钺、玉璧、玉琮之类◎。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上述诸类是巫觋文化的产物，而其中有一些就是巫觋者流事神的灵物或法具。因为它们根本不同于社会日常一般性物质文化产品，分明已具备了明确的交通天人的神性品格。否则将无法理解：为什么由北而南，或早或晚，甚至跨越两河的不同考古学文化，凡出古玉者几乎都有着共同的龙、鸟、蝉、龟等动物造型器类;为什么凡出古玉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同时出现玉璧、玉琮、玉钺等被后来周人称为礼器的器类。为此，笔者把这些具有一定神性的器类称之为准礼(玉)器或前礼(玉)器。提出此一概念的基本意义就在于，我们不能把中国文明无限期地提前。那样将无助于中国文明在古代世界的正确定位，无助于对中国文明特质的认识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礼器是礼体系的重要物质或技术构成。因此关于包括玉器在内的中国古代礼器研究，尤其是其生成与发展演变的研究不能脱离礼本身的研究而孤立地进行。

　　如果说中国古礼自巫觋事神行为脱胎诞生,其后大致走了一条“始乎脱、成乎文、终乎隆”的道路，那么玉器同其他礼器一样，也基本经历了一种由简略粗疏而成立系统而规范鼎盛的发展过程，由之必然呈现出一定甚至明显的阶段性。

　　参考文献：

　　【1】郭红霞 《从周代楚国服用玉器看楚国人衣着佩戴方式和礼仪特征》

　　科技创新导报 2010

　　【2】彭明瀚，李宇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商代玉器鉴赏(一) 礼仪器》

　　收藏界 2007

　　【3】张辛 《青铜器礼义论要》考古学研究 2006

　　【4】万水标，陈建平 《礼仪天下登峰造极:江西出土的明代藩王玉器巡礼》 东方收藏 2011

　　【5】高秉涵 《论礼义的现代价值》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被

　　作者简介

　　徐丰 生于1981年，2000年开始从事玉器雕刻行业，十多年的玉器雕刻手艺，塑造成优秀的青年艺术雕刻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