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铜器上铭文、甲骨上甲文、石刻上纹饰、石碑上碑文，它们的拓片都具有真实的历史文献价值，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

　　关键词：金石款识、铜器铭文、甲骨文字、石碑碑文、文化价值。

　　一、金石款识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金石款识最早是先秦时期的钟鼎铭文。款识一词最早见于《汉书·郊祀志下》，曰：“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于宗庙。”据颜师古注曰：“款，刻也；识，记也。”阴刻（凹字）者为款，阳刻（凸字）者为识。款识这个名称源于铜器铭文。

　　先秦时期的劳动人民制成一件器具（官方礼器），要落款记明制作年月日期、制作原因、制作用处和事由等等，就在器物上刻制铭文。“利簋”，198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西周最早的青铜器，铸成于周武王灭商后的第七天，铭文32字记载了周初历史第一件大事“牧野之战”，它是以青铜铭文的形式，以记事方式而留存于世的较早款识。“虎符”，为秦帝王调动军队权力的信物，铭文共12字，小篆书体：“甲兵之符，右才皇帝，左才阳陵。”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何尊”，铭文多达12行共144个字。有铭文的款识在先秦时期出现在诸多青铜器上和各种铜板、镫铭、铜量、铜升、铜斗、铜炉、铜洗以及陶器、瓷器、石刻、砖瓦上。铜器铭文百字以上者颇为多见。《大盂鼎》铭文291字，《小盂鼎》铭文400字左右。它们详细记载当时的政治、军事、天文、地理、农商、祭祀等重大社会活动。

　　汉代铭刻继承了秦代钟鼎铭文的风格，铭文广泛使用在钟、鼎、权、壶、量、斛、器、镫、范、洗、镜、符、剑、钩、弋、矛等器物上。汉代铭刻还包括汉碑刻铭文、汉墓志铭文、汉砖铭文、瓦当铭文、摩崖刻石、

　　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神策军碑》拓本，是现代唯一能见到的宋拓孤本。《神策军碑》刻石于公元843年，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碑文记录了唐武宗巡幸左神策军回鹘乌汗国灭亡，及安置回鹘乌汗降军首领温没斯等史实。是书法家柳公权晚年代表作，具有真实历史文献和很高书法艺术价值。《神策军碑》毁于宋代战火，拓片经历了一千多年，流传至今。

　　二、金石款识拓片的历史价值

　　国家图书馆现藏有石刻、瓦当、陶刻、甲骨、青铜、碑刻、篆刻印章等各种拓片二十七万片，包罗万象，富甲天下。国学大师罗振玉在《殷虚书契前编》自序中说：“越岁辛丑，始于丹徒刘君许见墨本。”越岁辛丑，即1901年，罗振玉首次在甲骨收藏大家刘鹗处看到甲骨文拓片。刘鹗是甲骨学史上第一部著录《铁云藏龟》并以甲骨拓片形式出版的作者。由此推断甲骨拓片首创者刘鹗。现国家图书馆藏有甲骨文拓片十二万片，馆藏甲骨35651片。

　　1956年是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纪念，中国佛教协会和国家图书馆以发掘、整理、传拓《房山石经》为献礼，共同组织20多位文物专家和拓工，日夜拓制，历时整整三年，共拓制7份计22万余字。石经山上的4000余块石经，云居寺地穴中1080块藏经石板重见天日。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青山之中，《房山石经》由静琬大师在隋朝大业年间（604年）创刻，代代传刻，一直到明朝，经历6个朝代。50年代拓制时石经板上文字还非常清楚，到了90年代己经很模糊了。不得不于1999年回藏云居寺地穴中保护。

　　北京的东岳庙素以神像多、楹联匾额多、碑刻多著称，尤以碑刻，首冠京城而著名。东岳庙位于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北侧，始建于元朝至治二年（1322年），是道教正一道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庙宇。对研究中国古代道教及玄教的历史渊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数据。历史上有记载的石碑就有163通之多，种类齐全，品味高贵，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东岳庙石碑进行拓制（全角拓、分纸拓），拓片送国家图书馆收藏（共140余通石碑拓片）。1966年文化大革命，东岳庙损坏殆尽，到1995年底石碑仅存18通。1996年北京市朝阳区区政府出资2000万人民币重建东岳庙，现在，东岳庙里89通石碑中，有71通是根据国家图书馆珍藏的1958年拓制的拓片修复而得。①据考，清末民国时期，收藏家若得一明拓，即为善本，得“栉字不损本”则视为稀世之珍。光绪年间曾有人拟以纹银5000两，收购当时推为第一的“重字不损本”而最终未得。故，清末民初有：“一张好拓片，一座四合院”之说。好多拓片内容具有史料价值，尤其珍贵。

　　三、金石款识拓片的文献价值

　　金石拓片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纸质载体，拓片丰富了文化传播途径。拓片黑如点漆，纸寿千年，最宜长期保存。拓片是摄影、摄像、绘画等影像技术不可替代的。因为拓片是原大、原尺寸、原位置，是从原器物上脱下来的和原物一模活脱，完全真实反映原物真实情况。而影像、摄影、绘画等受大小、角度、光线限制，不能反映实物精确尺寸、位置，对于后人窥视、研究、修复、复制历史文物不能提供准确数据，而拓片能做到。所以说：拓片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我们现在看到的全国（北京）很多文物古迹都是根据拓片修复和复制的。款识拓片艺术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魅力，这项极富民族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中国文化艺术的软实力，并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产生直观强大的号召力。

　　鲁迅与款识拓片具有很深的渊源。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就对款识拓片具有宏阔而深刻的识力，先生充分认识到金石拓片的价值。他生前收藏了6000多种款识拓片，其中汉代石刻拓片就有300多件，瓦当拓片200多件。②

　　四、金石款识拓片技艺

　　现在的拓制边款技艺，过去叫“捶拓拓本、拓片”或“传拓拓本、拓片”。成语“一模活脱”就是对传拓最准确的描述。这门技艺是用墨和纸将镌刻在铜器、陶器、甲骨、石刻、瓦当、印章上的文字、图形、文饰通过打刷、朴子、平鬃刷等专业工具脱印在纸上③，文彭是最早捶拓印章边款拓片的鼻祖。④传拓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史志《隋书·经籍志》中文字记载：“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可以推断传拓在隋以前就存在。唐代诗人韦应物在《石鼓歌》中描写拓制边款的诗句：“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存世最早拓本拓片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箓在敦煌石窟拓制的唐太宗李世明的行书《温泉铬》，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

　　碑文、石刻、大型铜器等一般在室外拓制属大器，有湿拓法、全拓法、分拓法。瓦当图案、甲骨文、印章边款、小型青铜器等拓制大多在室内进行，属“拓小器”。拓片效果乌黑发亮的拓法叫“乌金拓”⑤还有一种拓片墨色极淡如轻薄纱幕，字迹却非常清楚的拓法叫“蝉翼拓”，技术要求更高，现在只有少数人会拓，几近失传了。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二月十三日，在陕西华县发生的8级地震中，西安碑林《开成石经》114块石碑折断40块，占三分之一还多。现在西安碑林中部分石碑都是根据拓片修复和复制而得，没有拓片就没有西安碑林今天的规模。

　　五、结论

　　以上浅说只是对中国金石款识拓片价值不成熟的思考、分析、梳理和介绍。以此推动社会，学界对中国金石款识拓片关注和研究。我们这个时代对金石款识拓片的理解趋于牛面，未能正确理解金石拓片的中国文化精神，未能认识中国金石款识拓片艺术价值，大众缺乏保护意识。希望专家学者进一步提升对金石款识拓片价值的认识，但愿百姓也能知道金石款识拓片的价值。在今后的生活中遇到一些流失民间的文物，珍贵金石款识拓片能够主动保护，传承后世。此乃笔者撰写此文的意义和目的，倘能广而知焉，达焉，余足也！

　　2019年三稿于追月轩.

　　参考文献：

　　［1］余启慧．《他们眼中的鲁迅精神与新兴木刻运动》王凯、庄燕，余良峰，吴涧风言．［N］．

　　杭州：《美术报》，２０１１．８．２０（３）

　　［2］米龄甫.试谈《九成宫醴泉铭》拓本.[J]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新美术.1998

　　［3］CCTV―10.《拓墨传铭》.北京：央视播出，2011

　　［4］王安志.篆刻学习指南［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9

　　［5］］邓散木.篆刻学［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

　　张天龙，1957年3月生，本科学历，技术职称：工艺美术师，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民建中央画院院士，中国肖像印研究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陵印社社员，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会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会员，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画家，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淮安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淮安市清江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刻石肖像印技艺）传承人，清江浦区十佳匠心艺人，淮安市清江浦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淮安市淮阴区政协文史委员。淮阴书画院副院长。绘画治印四十年不辍。致力于花鸟画、山水画、肖像印，篆刻研究和创作活动，尤其擅长金石篆刻肖像印，被《书法法》誉为：是继承和发杨中国肖像印贡献者之一。国画画风清新自然，逸蕴天成。作品在《美术报》、《中国书画报》、《羲之书画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香港《大公报》、台湾《国语日报》等300多家纸质媒体上发表。获中国美协主办“纪念孔子诞辰2550年书画大展”优秀奖；中国美协主办“北京·2000年·奥林匹克第一届国际绘画大展”优秀奖；中国美协主办“民族魂国土情全国书画作品展”入选展；中国文联主办“全国民间工艺美术书法大展”金奖；文化部主办“中国国际科技文化成果博览会书画大展”金奖；《奥运祥云图》获“北京奥组委主办迎奥运全国书画大展”优秀奖；文化部“第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论文《浅淡齐白石花鸟画》、《中国的肖像印》、《边款拓片的价值》在《扬州职业大学》、《扬州教育学院》学报发表，江苏电视台、淮安电视台拍摄、播出“画家张天龙”电视纪录片。

　　张媛，女，1994年生，江苏淮安人，本科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毕业，学士学位，技术职称：助理工艺美术师，张氏金石篆刻（刻石）肖像印技艺第五代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