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北宋大观年间《宣和博古图》广泛传播后，青铜器图像逐渐演变成为瓷器上的博古图像，对瓷器装饰纹样的发展影响深远。晚明至清代相当一段时期内，在岁朝图、清供图和西方静物画等的共同作用下，瓷器上的博古图像逐渐演化出许多丰富多样的图像表现样式，且趋于多元的发展趋势。本文按照时间顺序，通过对各时代瓷器上的博古图像进行梳理，整理其图像样式，并分析其产生背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层面的原因。
关键词：
瓷器；宣和博古图；博古图；瓶花
《辞海》中对“博古”一词有三种定义，第一种是指中国画的一类画科；第二种是指北宋大观年间，宋徽宗命王黼等整理宣和殿所藏古器，编绘成的《宣和博古图》一书；第三种指绘有瓷、铜、玉、石等各种古器物，或添加花卉、果品作为点缀的画面，称做“博古”的图像。[1]“博古”的这三种定义各有所指，但互有关系。限于文章篇幅，前二项本文兹不赘述，仅对瓷器上所见的第三种定义的“博古图像”进行论述。
自北宋大观年间《宣和博古图》一书将宣和殿所藏由商至唐839件青铜器的样式、铭文、纹饰、拓本及释文等详尽考证，并“依原样制”精确绘图后。随着《宣和博古图》的广泛传播，书中的青铜器图像逐渐成为卷轴画及工艺品纹饰的表现内容，并逐渐与其他如瓷、玉、琴、棋、盆景、书函等物象共同构成画面，后世依旧以“博古”命名此类图像。
一、瓷上“博古”图像生成
据现有资料看，陶瓷上兴起“博古图像”大致在宋金时期，存世金代定窑瓷器上就见有此类图像。河北曲阳定瓷研究者李文献在《谈谈定窑博古图案》一文中介绍了三件金代定窑带博古图像瓷器。第一件是印花小碟，口径85毫米，平底，胎体厚度1.5-2毫米，碟内底部绘一件双耳三足炉，炉内插有盛开的牡丹花；第二件是印花碗，形如斗笠，足小，碗底内饰一件双耳三足炉，炉内插有一把莲花。碗壁以线分格，间隔排列五组瓶花；第三件为印花博古纹盘，平底，折腰，花口，底部绘一小方桌，桌上放置一件双耳三足炉，炉内插有一把莲花、莲叶及水草等，左右两侧各有方鼎配灵芝纹一组。三件定窑瓷器上的博古图像全部为印花。[2]宋金以后直至明代中叶，瓷器上绘制博古图像并不多见，博古图像没有成为瓷器的主流纹饰。
二、晚明至清初瓷上博古图像
至晚明，陶瓷上的博古图像逐渐增多，在很多窑口都能见到，以景德镇瓷器上最为常见。明万历、崇祯时期，大量民窑青花瓷、五彩瓷上出现博古图像，器型涉及瓶、罐、盘等。图像内容主要仍以描绘古器物内插花、架上置古物等形式，构图和绘制技法都不太高。此时的博古图像表现内容与当时文人的雅玩生活关系密切。据文献记载，当时文士推崇用古器物插花，“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用以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就瓶结实……”。又“堂中插花乃以汉之铜壶、太古尊罍或官哥大瓶”，此类记载大量出现在当时的文人笔记中。此外，晚明瓷器大量外销欧美，为迎合西方人喜好，外销瓷上的博古图像开始出现异域风格。构图上看，博古图像常以开光形式出现；内容上看，折枝花果、杂宝等物象在博古图像中逐渐增多。
至清代初期，明清鼎革之战影响仍在，官窑制度尚未建立，未见有博古图像装饰的官窑器。在顺治朝，绘有博古图像的瓷器基本为民窑作品，主要见于青花瓷，在题材和内容上与晚明类似。仍单独以瓶内插花形式出现多见，衬以假山、石案等配景的图像较少。在构图上，清初的瓷上博古图像有的疏朗，有的繁密，较为随意，尚未定型。绘画风格上沿袭了明末夸张变形的风格。技法上有的逸笔写意，有的勾线平涂，总体上看，没有以往描绘得细腻。
三、清盛期瓷上博古图像
随着清代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进入康熙朝后，博古图像的瓷器烧造进一步增多，图像样式也更加丰富多样，且时代特征明显。在当时的官窑、民窑、外销瓷上都能见到，存世量很大。品类上看，青花、五彩、青花五彩等品种上都有分布；器型上看，有瓶、觚、罐、碗、盘、炉等，造型极为丰富；画法上看，有工整细腻与粗犷写意等不同风格。内容上看，有的描绘文人鉴赏古董的场景；有的仅以古器物组合构成画面；有的单独以一鼎或一炉等古器散布画面；有的以博古架为主体，上面陈列各类古器；有的以古物配上其他寓意吉祥的器物；有的以古器物与冰梅纹相结合，蓝白相间，深受文人喜爱……这些丰富的画面形式在康熙朝的瓷上博古图像中都能见到，极为丰富。但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图式，一种是以人物鉴赏古物的场景画面，另一类是仅以古物构成画面。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康熙青花博古图盘”（图1），盘心就是以文人鉴赏古物场景画。画上一位头戴东坡巾的男子，正凝视着手中的古鼎，他身旁的案几上摆满了鼎、炉、瓷等各种古器，迎向而立的家童手捧一簋，画面还绘有假山、芭蕉、松枝等配景。将此图像与同时期卷轴画中的博古图像相比较，不难发现，此类以人物鉴赏古物场景的瓷上博古图式，是由卷轴画中扩展而来的。仅以古物构成画面的博古图像，上文已提及其有着丰富的画面形式。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另一件五彩博古图长方瓷板（图2），各器物轮廓均以黑彩勾勒，用平涂技法覆以红、绿、紫、黄、金等色彩。并以简单的皴擦来表现器物的质感。不难发现，瓷器上的这些古物形象，可能是依《宣和博古图》图谱描摹而来，也可能是将人物鉴赏古物场景中的器物分离而来。
此后雍正、乾隆二朝，瓷器上的博古图像在构图上比康熙朝更为舒展、工整。题材和内容逐渐融入一些岁朝图、清供图等画面内容，以钟鼎彝器和花卉蔬果配置，在鼎、觚、尊等青铜器中插花，以及以文玩清供、折枝小品为内容的画面逐渐增多。尤其是随着世俗文化的不断深化，瓷器上的博古图像逐渐增添了大量吉祥符号。多与凌波仙子、平升三级、梅开五福、太平盛世等喻意吉祥的图案相结合。此外还将一些金锭、毛笔、如意等添加进画面，以凸显吉祥寓意。在不同的器型的瓷器上，博古纹饰的构图也略有不同。盘口瓶多在开光中绘制，其他炉、罐类则构图更为随意。此外，雍、乾二朝瓷上博古图像在艺术水平与康熙时相比略有提高，绘画有粗笔、细笔两种风格。
四、清嘉、道以后的瓷上博古图像
清嘉、道以后，博古图像在民窑青花瓷、粉彩瓷中常见，与其他寓意吉祥的器物组合的图式从未改变。在画工上落后于前朝，构图组合上有所突破，偶有富有新意之作。嘉道光年间，官窑器增多，博古图像凸显吉祥寓意与乾隆朝堪可比肩。官窑瓷上博古图像工丽细腻之风与乾隆朝一脉相承，民窑瓷上的博古图像构图疏朗，粉彩瓷上则稍显繁缛。值得一提的是道光朝民窑以雕和堆的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来绘制博古图像。
此后的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瓷上的博古图像因袭前朝，大多风格接近。稍有创新者，如咸丰朝以金彩装饰博古图像；同治朝以通景式取代之前开光式的博古图像构图。光绪朝多以图案式充满画面，且与钟鼎纹组合装饰。
此外，还有一种瓷器上的博古图像不容忽视。在晚明至清代的民窑瓷器底款上纹样款丰富多样。这些纹样款大多是以含有寓意的纹样图案作为款识，又称花押款、记号款、图案款等。其中博古图像就是瓷器底款中较为活跃的纹样款之一。博古图像的纹样款内容多为八卦、太极图、八宝、琴棋书画、八音器及帝王礼服上所见的十二章图案。与官窑瓷器署年号款纪年不同的是，民窑上的底部以纹样署款其局部装饰意味更浓一些。[3]
五、晚明至清代瓷器上博古图像流行的原因
以上可知，瓷器上博古图像在晚明至清代广泛流行。随着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在世俗和精英两股文化力量的推动下不断向前推进。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此阶段精英文化世俗化不断深入，文士阶层的博古鉴藏之风影响到普通百姓。普通百姓、陶瓷工匠很容易接触到一些古物的图像和实物，很方便将这些器物描摹为瓷器上的图像；第二，此阶段工匠与文士交往逐渐增多。甚至有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到瓷器的设计制作中来，文士阶层流行的博古图像在瓷器上被模仿十分自然。第三，晚明至清代，金石学高度发展，古器物图谱广泛传播。文士与市井好古成风，以古器物作为瓷器装饰纹样有广阔市场。第四，此阶段文人喜用古器物插花，这种生活方式容易升华为艺术表现形式。加之清供、岁朝等传统绘画题材早已广泛流行，生活的艺术化让瓷器上的瓶花图像流行起来。
结论
随着《宣和博古图》中的青铜器图像逐渐演变成为瓷器上的博古图像后，对瓷器装饰纹样的发展影响深远，在岁朝图、清供图和西方静物画的共同作用下，逐渐演化出许多丰富多样的博古图像表现样式。尤其在晚明至清代相当一段时期内，瓷器上的博古图像整体上呈现出图式趋于多元的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层面助力密不可分，这种图像的艺术形式至今仍有不小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晓敏著，《宣化图书馆藏明代<博古图>浅议》，见《文物春秋》，2006年02期。
2、李静，陈晶著，《谈清代民窑纹样款的装饰性》，《中国陶瓷》，2008年05期。
3、杨小军著，《卷轴之外的博古图》，《中国收藏》，2014年09期。
4、【英】柯律格著，黄晓娟译，《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铁源主编，《明清瓷器纹饰鉴定—博古文字卷》，华龄出版社，2005年版。
6、孔令伟著，《海派博古图初探》，《海派绘画文集》，2001年12月。
7、刘文胜著，《清康熙瓷绘博古纹兴盛原因与内涵探究》，《中国陶瓷》，2012年05期。
[1] 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修订，《辞海试行本·第11分册·艺术》，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61年09月第1版。
[2] 李文献著，《谈谈定窑博古图案》，《河北陶瓷》，1992年04期。
[3] 李静，陈晶著，《谈清代民窑纹样款的装饰性》，《中国陶瓷》，2008年05期。
作者简介：兰亭，男，工艺美术师，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苏省陶瓷艺术大师，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
